磨西会议（1935年5月29日）

       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攻打泸定桥的作战方案，决定红军不去康定，因兵源、粮食得不到补充；通知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再过马；征求陈云同志意见，中央准备派他出川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情况；抓紧筹集补充军用粮食；过了泸定桥，中央和军委开会研究北上路线问题。磨西会议为后面的泸定桥会议奠定了基础。

泸定会议（1935年5月3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在泸定召开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延续了摩西会议的议题，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让陈云停止长征，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决定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四川甘孜见证红军长征会师

       在红军长征的多次会师中，发生于1936年7月初的甘孜会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不仅是3个月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奏，更是红军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要了解甘孜会师的前因后果，就不得不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说起。 

       张国焘坚持南下 .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夹金山脚下胜利会师。然而会师后，双方在南下还是北上这一战略选择上出现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川西北多为雪山草地，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主力长期停留，建议集中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则以“南面川敌弱、不善守碉”为由，力主西进或南下。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关系越发紧张。为避免冲突，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军委纵队等部北上，并电令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明确告诉张：“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要求其北上的指令，坚持率部南下。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大主力红军一分为二。

       9月15日，张国焘制定颁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判断的依据是红四方面军南下面对的川敌残部曾被主力红军打垮过，战斗力薄弱；而且，在人口稠密的南部，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甚至在部队中还喊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显然，张国焘对南下的形势判断不够准，情绪上也显得过于乐观了。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主导下，他没有意识到南部敌军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危险。就在南下红军向马尔康、松岗、党坝等地集结的时候，川军刘文辉第24军两个旅已进至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部第20军4个旅另一个团进抵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一线；第21、23、44军和薛岳部主力，布防于成都以北的岷江、嘉陵江之间地区。各路国民党军队在上述地区构筑碉堡，企图用碉堡战术对红军实行严密封锁，将其困于人稀物薄、自然条件恶劣的雪山草地地区。 　　

       10月7日，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张国焘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纵队，于8日开始行动，经10余日激战，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南下红军攻克上述地区，击溃川军第20、第24军共6个旅。紧接着，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分左、中、右3个纵队，于10月24日越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至11月12日，红军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芦山县城北的任家坝。 　　眼见红军的进攻已经威胁到四川的中心城市成都，川军首领刘湘四处调兵遣将，亲临前线督战，在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和石碑岗等地区集结了85个团、7个独立营共20多万人的兵力，同红军展开生死大决战，目的就是阻止红军东进成都平原。此外，敌第41军16个团向新津、洪雅地区星夜赶进，薛岳部主力也在成都附近集结待命。 　　南下红军此时面临的形势极为凶险，但被前期胜利搞的头脑发热的张国焘无视敌情变化和红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客观情况，对川军刘湘部死守四川的坚定决心也准备不足，命令红军继续全力进攻名山、邛崃，欲与川军主力决战，向川西平原发展，威胁成都。一方以逸待劳蓄势待发，一方已连续征战且得不到有效补充，胜败之势实际上已经比较明朗了。 

　南下遇挫 　　

       1935年11月13日，南下红军由伍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发动进攻，并于16日攻占名山东北重镇百丈镇。百丈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但其靠近公路，地势较平，不适合红军防守，反而更适合敌军大部队的机械化运输。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所占的百丈地区发动反扑。此时的红军虽已连续作战六十多天，但打得依旧英勇顽强。时任88师政委的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班，打到下午只剩下三个人了。但是这三个人，却像钉子钉在那片树林似的，扼守着阵地。”激烈的战斗中，百丈曾一度失守，红军进行白刃格斗又夺回来。随着敌援军纷纷涌来，战局对红军不利。21日，红军撤出百丈，转移到莲花山一带据险防守。百丈一战，红军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自己亦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这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战斗最惨烈、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百丈战后，川军主力集结于东面名山、邛崃、大邑一带，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带，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不得不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由于所控地区物产不丰且语言不通，红军的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指战员每日只能吃两稀一干。从当时红五师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窘境：“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是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出，早已用完，现在感困难。”“粮食收集三十四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码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比之更惨的，是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红军，“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1936年2月初，敌集中薛岳部6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决定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境，夺取道孚、炉霍、甘孜，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伺机行动。4月4日，红军进驻瞻化县城，并与当地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至此，南下后一直处于不停征战中的四方面军终于有了休整喘息的机会。到达甘孜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南下前的八万余人锐减到四万多人。残酷的现实证明，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也正是在此，他们得到了红二、六军团的消息，根据朱德提议，红四方面军暂时就地补充休整，接应红二、六军团后一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入川，1936年3月30日，正准备在盘县、兴义等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接到了朱德和张国焘关于要求其北渡金沙江、去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军团领导人商议，决定放弃原计划，北上甘孜。4月25日，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后，接到朱德发来的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30日，红军进入滇、康交界的中甸地区，简单休整后，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六军团为右纵队，经乡城、稻城、理化等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去甘孜会合。鉴于沿途都是藏区，军团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对战士们进行民族和宗教政策教育。这项教育在随后的行军途中被证明非常必要。 5月13日，二军团到达德荣时，给养十分困难。一个连队在一家老乡的牛圈里发现了一缸青稞。主人不在，他们慎重地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决定用白洋买下这缸粮食。他们用红色的字条写上对主人表示感谢和抱歉的话语，并将五十块白洋及十二块云南小银币放在缸里，埋在原地。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的宣传，许多藏民在红军进村前就赶着牛羊跑了，还在门头挂上红布条，贴上封门的“神符”。红军恪守纪律，不进家门，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露宿村外，并把老乡家房前屋后、牛圈羊圈打扫干净。如此，藏民逐渐打消了疑虑，给红军送来糌粑、酥油、牛羊，并给红军带路，帮红军采办给养等。甚至当红军伤病员有时走不动了，藏民只要发现，就立即扶上自己的马匹，一直送到宿营地。故红军在经过藏区时，基本上比较顺利。 　　

       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也对即将到来的会师充满期待，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就会师问题进行研究，并决定成立慰问团，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余洪远任副团长。徐向前在会上深情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兄弟之间的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会后，派遣红32军前去接应，同时在物资保障上也紧张细致地准备起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的通知，规定各部队除筹足过草地所必需的御寒衣物及其他装备外，还“应更多地征集制造衣帽、袜子、手套、雨具以及干粮袋、子弹袋、帐篷等军用品”，交给总部，支援二、六军团。尽管当时粮食非常紧张，四方面军指战员自己忍饥挨饿，一点一点节省，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牛羊。红六军团到达瞻化后，没有盐吃，四方面军驻甘孜部队就将自己省下的六驮食盐，派人送到瞻化。同时，还考虑到二、六军团的指战员是从气候温暖的南方来的，初入寒冷的高原，缺乏御寒衣物等，号召每个干部战士，在二、六军团会师前，准备一件御寒衣物作为礼品。号召发出后，四方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动手，有的剪牛、羊毛，捻成毛线，有的织毛衣、毛裤、毛袜。部队还请当地藏族同胞中的工匠，教大家学用皮革做鞋子、衣物等。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各军医院，准备不少当时十分缺乏的药品，还动员一些轻伤员离院归队，以便在会师后收治二、六军团的伤病员。四方面军的“前进剧社”也加紧排练慰问的文艺节目，特意编写了一首迎接二、六军团的歌曲。红四方面军驻甘孜担负迎接任务的红30军指战员们，把甘孜县城布置得焕然一新，在山坡上甘孜喇嘛寺的围墙上，贴出了“向英勇善战的二方面军致敬”的巨幅标语。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床上重新铺上厚厚的青稞草，水缸里挑满水，准备好粮食、柴火等生活必需品，连开水也烧好了盛在锅里。如此精心细致的准备，难怪会师后红二、六军团的战士感慨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甘孜会师、北上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16师进抵理化甲洼村，受到了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红32军一部的热情接待。4日，六军团全部与红32军会师。会师后，两军领导在甲洼村的向阳喇嘛寺内，举行了中共西康南路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32军军长罗炳辉介绍，六军团领导萧克、王震第一次了解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情况。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城附近的普玉隆村，与专程赶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同志及住在普玉隆的红30军88师会师。朱德参加了这次会师的大会，并对六军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报告。6月30日，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绒坝岔。绒坝岔在甘孜以西约35公里，是甘孜县一个重镇。居民大多是藏民，仅有少数汉人，住房极为简陋。郑维山早在5月中旬就率第256团到达这里，做了充分准备工作。故当红二军团到达时，现场一片欢庆的景象。站在甘孜喇嘛庙前大路上欢迎的人群中立刻响起来阵阵欢呼声和口号声：“向转战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的部队战友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当红二军团的部队走近欢迎人群时，一队队整齐的红军战士向红二军团的战友报以热烈的掌声。男男女女的藏族同胞，穿着鲜艳的长袍和筒裙，甩着长袖，载歌载舞。到了宿营地，炊事班立即打来热水，让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洗脚解乏，有的看到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就先拿出之前打好的毛衣、毛袜，让他们先换上。会师后，红军总部派余洪远率部分机关工作人员送来了500头牦牛、1000头肉牛和500头毛驴。四方面军妇女营的女同志，争着帮助二、六军团的战士洗补衣物，教他们学习捻毛线、织毛衣，派人教战士学习使用藏族的牛皮风箱，用牛粪做燃料烧水做饭。四方面军医院，为二、六军团的伤病员送医送药，病情较重的立刻安排住院治疗，一切都的确让红二、六军团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对于两支主力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在陕北的红军都极为重视和高兴。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68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萧克、徐向前并向红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以无限的热情庆祝红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继续英勇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7月1日中午，红30军第88师设宴为贺龙、任弼时等指战员接风。席间，贺龙在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分离的情况后，马上给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封信，交代了三件事：“四方面军的干部来，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这封信对于会师后红二军团的言行纪律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午饭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达甘孜甘海子，会见了朱德总司令。朱德同任弼时、贺龙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朱德见到两人后激动地说：“好喽！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他和刘伯承把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搞分裂的行径原原本本叙说了一遍，并拿出一沓文件，给贺龙等人看。刘伯承也说：张国焘南下打了败仗，在西康也站不住脚，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任弼时听后坚定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你的命令。贺龙接着说：朱老总，我们天天想、夜夜盼，就盼与中央会合呢！就这样，红二、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几位主要领导人首先统一了思想，使随后的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比较顺利。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郊隆重举行庆祝会师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红二、红六军团排成整齐的队伍，分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广场上集合着许多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们挥臂高呼“欢迎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参加会议的一些老战士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当我们的队伍进入会场时，从四面八方，千万只眼睛凝视着我们，千万只手臂在挥舞，人群在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藏族人民也簇拥在路旁，捧着酥油糌粑来欢迎我们。”当天朱德上身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热烈掌声中，朱德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对台下官兵发表讲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朱德的话激发了指战员们的共鸣，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轮到张国焘讲话时，坐在旁边的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在大会上果然没有讲不利团结的话。当天晚上，“前进剧社”的文艺战士又为会师大军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歌曲“迎亲人”，舞蹈“红军舞”等精彩节目。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也唱起了家乡的花鼓调。 　　

       庆祝大会后，根据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央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因红二、六军团缺乏过草地经验，又将红32军划归红二方面军指挥。两个方面军领导在甘孜召开会议，对之后部队北上的时间、路线作了研究和部署。期间，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的大体情况：出发时两军团共1.7万人，沿途费时7个多月行军5000余公里，大小战斗10余次，伤亡约5300人，到甘孜会合时共1.45万人，武器比出发时略有增加。短暂休整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便先后北上，离开甘孜。三个月后，三大红军会师陕北，以此为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在甘孜重要战役—— 强渡大渡河（1935年5月24至25日）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24日晚，先头部队赶到安顺场，占领了该地。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战前，先遣队首长亲自向领导领导交代任务，一起制定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分成两批，熊尚林带领第一批8人先渡河，孙继先带领第二批8人再渡河。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十八名勇士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4] 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智能双全的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9日）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1935年5月29日, 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一营二连22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样，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